李树屏（1921—1999）原名易功，河北行唐人。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39年参加工作，曾在河北灵寿县、行唐县、察哈尔省宣化市、冀晋四专任小学教员、区助理员、合作社主任、银行总务、区公所副区长、派出所所长等职。1949年7月，在察哈尔省党校进修公安业务。1950年3月后，任大同市一区公安秘书、总务科科长。1952年5月后，先后任大同市劳改大队副大队长、劳改五队副大队长，西峪煤矿矿长，劳改局煤管处副处长、供销处副处长，王庄煤矿矿长，荫营煤矿矿长。1970年7月，在五寨县插队。1973年7月，任晋普山煤矿矿长。1985年离休。
讲述人：李敬苗 李东翔 讲述时间：2023年2月16日 整理人：江雪

风里浪里干革命

　　又是一年春节，打扫家里卫生，拂拭一幅幅照片，我们又看到了父亲——他的微笑让人感觉那么温暖。
　　二十三年了，每到春节一家人团聚时，年迈的母亲就会嘱咐我们，先给你们爸爸摆上碗筷——我们还像小时候等父亲回家吃饭一样，给父亲盛好饭，等父亲带着一肩雪花回来……
　　1921年初冬，我们的父亲李树屏出生在河北省行唐县一个贫农家庭。家里有爷爷、奶奶和父亲兄妹四个，六口人仅靠不足一亩的薄地维持生活。好在爷爷从小学了银匠手艺，农闲时便走街串巷，为有钱人家的小姐打耳环、戒指什么的补贴家用。父亲七八岁时，爷爷便带着他，挑着担子到附近的村镇，招揽些银匠活计。有一天，父子俩走到灵寿县西岔头村招揽活计，不禁被这里的环境和当地的生活物资交易市场的繁华所吸引。灵寿县历史悠久，滹沱河从这里缓缓流过。雄伟的太行山与美丽的滹沱河，山河携手、交相辉映，汇聚成了别样风光。爷爷看到这里山川秀美，环境和生活条件都比老家好，就把家里人接过来，想在这里立足。但那个年代，军阀混战，土匪骚扰，国民党搜刮民膏民脂……一家人在西岔头村的日子并没如爷爷所愿变得好起来，反而过得更加艰难。
　　西岔头村南有一条山路，紧靠滹沱河的支流——终年川流不息的磁河。河边芦苇浩荡，夏日碧绿万顷，随风起伏，一眼望不到边。当时农村建房屋都需要用芦苇苫盖屋顶，所以这片芦苇便成了当地百姓的“钱袋子”。更重要的是，在抗战时期，浩荡的芦苇荡还为我党地下工作提供了极大方便。面对日军突然来“扫荡”，当地老百姓便会划一艘小船躲藏进芦苇荡中；我党很多地下工作也在这里秘密开展。西岔头村南那条路上通京津，下达石家庄。日军从灵寿县城出来到解放区扫荡，必经此路。我党地下工作人员躲在芦苇荡中，将路过的日军有多少人、多少枪、多少车辆等情报及时且准确地传递给八路军、武工队。
　　当时，西岔头村逢三、五、七就有集市贸易交流会，我地下党便抓住集会人多方便的优势，在这里发动群众，宣传党的政策，召开各种会议。七七事变后，抗日的烽火在中华大地上熊熊燃烧，父亲在地下党组织的引导下，1938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，1939年便担任了抗日区小队队长。在武工队的领导下，他带领区小队的同志们，站岗放哨、送情报，组织民兵武装、妇救会、儿童团，配合主力部队同侵华日军开展了一次次的游击战。他们经常深入敌后，到灵寿县城党的地下交通站取送情报，乔装打扮成普通农民到鬼子炮楼侦查情况，了解敌人炮楼的战备布置和人员信息，然后把情报送给八路军主力部队。日军“扫荡”时，得到情报的小分队便立即行动，组织村民向安全的地方转移。安顿好村民，他们便开始埋地雷，并用土枪、手榴弹等配合主力部队与日军作战。没有战斗的时候，他们就成了村里的工作队、生产队，斗地主、除恶霸、分田地，搞生产互助、减租减息，组织民兵担架队，组织妇女们做军鞋军衣，做干粮、炒炒面，支援前线，还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。
　　抗战后期，由于工作需要，接受党组织安排，父亲秘密回到行唐老家，当了一名小学教员。父亲的文化程度并不高，只断断续续在农闲时学了一点儿文化。但他服从组织命令，克服重重困难，认认真真地做起了“先生”。父亲在教员身份的掩护下，发展党员，发动群众共同抗日。后来，父亲在组织的安排下，还担任过区助理员、合作社主任、银行总务、区公所副区长，派出所所长等职务。

忠诚为党守初心

　　1949年7月，父亲接到任务，到当时的察哈尔省党校进修公安业务。培训结束，按照组织安排，父亲跟随部队南下；刚走到大同，忽然又接到上级命令，让他们支援当地工作——就这样，父亲被分配在大同公安局，先后任大同市一区公安秘书、市局总务科科长。1952年，察哈尔省撤销，大同划归山西省。
　　父亲说，让他终生难忘的任务是那次极艰难的迁移。当时，山西省公安劳改系统机构重组，决定把大同看守所在押罪犯全部迁移到太原西峪煤矿。那是一次特别艰难的迁移，也是一次特别危险的迁移。这支迁徙队伍的主要成员是罪犯，这些罪犯中有国民党战犯、特务，有社会渣滓，还有政治反革命、刑事犯等——很多罪犯是仇视新中国的敌对分子，一旦出意外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临出发前，父亲和参与押送的工作人员反复推敲讨论迁移行动的每一个细节。经过缜密的安排部署，父亲和武警战士、监狱干警以及工作人员一起，押着罪犯，用马车拉着行李，徒步前往西峪煤矿。那时候别说高速公路，就连普通公路也没有。从大同到太原有七八百里的山路，父亲和他的同事们，过朔县、代县、雁门关……一路风萧萧雨潇潇，黄沙漫天，他们不仅饱受风餐露宿、穿山越岭之苦，还必须时时刻刻从思想上绷紧弦，警惕罪犯逃逸、造反。父亲他们凭借对党的忠诚和周密的工作部署，终于按预定时间安全到达目的地，所有工作人员这才长长舒了一口气。
　　此后，在党中央的部署下，西峪煤矿监狱的干警们白手起家，经过不断摸索，不断总结经验，克服重重困难，终于使西峪监狱的工作走向正轨。20世纪50年代初，新中国的监狱改造工作刚迈开步子，正处于探索、摸索阶段。改造和生产双驱并进是我们国家改造罪犯的路线、措施和手段。父亲爱学习、爱钻研，到监狱工作后，很快便掌握了煤炭行业的开采技能，并琢磨了一套管理办法。煤矿的有序生产，既解决了监狱的各项开支，又给国家上缴了利润，同时也开创了监狱工作的新局面。监狱、煤矿双驱并进，父亲他们在新中国建设的战线上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巨大成就。
　　1956年，父亲被组织选送到中国地质大学进修。学成归来，父亲成为山西省监狱系统四大煤矿生产的主要领导。
　　煤矿安全，是各项工作中的重中之重，不得有半点侥幸和疏忽的心理。父亲他们制定了完善的安全生产制度，做到布置、检查、落实到位，单位领导干部按规定每天必须有一个人带班，现场及时解决问题。父亲是出了名的“黑脸包公”，对违规者，坚决不留情面，按制度给予处罚。父亲曾说，“煤矿生产，安全问题大于天，因为煤矿人命关天，一旦出错，可能就会酿成大错。只有把紧安全关，才能尽量不出问题”。
　　父亲是搞了一辈子公安工作的老党员，他的党性宗旨很强，工作纪律性也很强。在我们的记忆里，父亲总是只说上班不说下班，没有节假日和星期天，更别说调休和轮休。他每天早早就离家上班、开会、外出，决不迟到一分钟。但到了下班时间，经常看不到父亲回家的影子。那时候我们家吃饭的规矩——父亲下班没回来，母亲就不让开饭。有时候眼看等的都快到上学时间了还等不来父亲，母亲才无奈下令开饭。很多次，父亲好不容易回来了，刚端起碗就有人来谈工作，他只好把碗放下。逢年过节，他不是下坑就是去监房，很少在家。
　　父亲从参加工作到离休，时时处处以一个优秀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，但他从来没有当过一次先进或模范，并不是父亲不够条件，而是因为他见荣誉就让，见困难就上，这也是他的一贯做法。那时候矿井条件不好，有些地方开采没有到位，人需要爬着过去，父亲总是第一个爬过去。由于父亲身材魁梧，在一次爬行中，锋利的煤块磕到了他的肋骨，父亲骨折了。但即使骨折，他还是一天也不休息。
　　正因为有父亲这样忠诚无私的一代人，监狱改造、生产的双重任务才能很好地完成。1975年，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接见全国煤炭系统代表，父亲作为全国煤炭系统代表赴北京参加了那次接见。那是父亲一生的荣耀，回来后，他难抑激动，把长长的照片在家里摆放了一张，还在办公室摆放了一张。那张照片伴随了他一生，那份对党对国家的忠诚也伴随了他一生。

清正廉洁一辈子

　　父亲是穷人家出身，他与他们那代人一样，把艰苦朴素当作了生活的法宝。我们记得，那时候父亲穿的衣服，膝盖部位、肘关节部位总是打着补丁。按说，他的衣服破了，是可以领新的穿的。但他总是只领两套工作服，办公室一套，家里一套。至于工作用品都是需要了才领，不用就不领。父亲工作几十年，从来没有往家里拿回过单位的一张纸，甚至一个钉子……在饮食上，父亲把对粮食的爱惜做到了极致。他不挑食，更见不得一点儿浪费。吃饭的时候，我们一旦把饭粒掉在饭桌上，父亲就用筷子敲敲桌面，提醒我们把掉的饭粒捡起来吃掉。父亲不会说“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”，但他常常吓唬我们说，“谁糟蹋一粒粮食，老天爷都会看到，就会惩罚这个人”。我们认真地问父亲：“老天爷怎么惩罚这个人啊？”父亲就一本正经回答：“老天爷会让那个人挨饿，吃不上饭；若是太不像话了，老天爷还会发威，大旱大涝或者地震，田地荒芜，收不上粮食。”父亲的话无疑对年幼的我们起到了一种震慑作用。后来，我们也养成了习惯，一旦掉落饭粒赶紧捡起来吃掉。父亲的这一做法影响了我们，我们又影响了下一代。我们长大后，知道一粒米饭并不足以让“老天爷”发威，但几十年的习惯已经深深地刻在了骨子里。现在虽然生活富足了，但我们从来不会浪费粮食。
　　20世纪70年代，年轻人流行穿洗得发白的工作服，那是一种时髦。当时，我们也都想要一身发白的工作服，就与父亲商量说：“能不能给我们拿一身回来，让我们也赶一下流行？”谁知父亲一听，脸立即黑了下来，他非常严厉地训斥道：“你们穿上像什么呢？那是国家给工作人员穿的，你们穿了算什么！”看着父亲，我们只能硬生生把委屈吞下去，谁让我们有这样一位坚持原则、清廉奉公的父亲呢！有一次，听父亲单位管劳保用品的师傅说，你父亲的劳保用品领得最少，本来应该领走的，他都以“不需要”为由一直没有领，包括口罩、肥皂。别人是想法多领，你父亲是本来应该领的，却没有领走。
　　那时，以父亲的职位，为亲戚安排个工作是没有问题的，但父亲始终没有把手中的那点“权”用在私人关系上，但是他对待有困难的同志和家属，却总是尽力帮助解决困难。那时候，单位每年有百分之二的自然减员指标。为解决家庭真正有困难的人，父亲不怕得罪人，把指标分配给了真正困难的同志。一些接受过父亲帮忙的同事，拿一些烟酒或土特产来家感谢他，父亲都一概婉言谢绝。
　　20世纪70年代，国家号召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”，父亲积极带头，我们姊妹三个从学校刚毕业，就被他安排到农村插队去了。其实，按照当时的政策，每家可以留下一个子女参加工作；父亲给别人家是按照政策办理，留下一个孩子，帮人家孩子安排工作。我们到了结婚年龄，国家号召晚婚晚育，父亲又要求我们响应国家政策。因此我们姐妹结婚，都在晚婚晚育规定范围之内。我们曾对父亲的做法很不满意，但父亲说：“我是共产党员，共产党员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，共产党员就意味着不能谋私，不能让群众说长道短。”
　　从我国第一次确定干部工资起，父亲的工资档次一直没有升。改革开放后，国家多次给工作人员调级涨工资；但父亲说，他的工资国家已经给得够高了，好多拖家带口的职工比他困难多，所以他不争，要把机会让给困难的同志。
　　父亲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，他用一生践行了一个共产党员应尽的责任和义务。他始终把忠诚党的事业贯穿在工作、学习、生活上。在工作的几十年中，父亲批评的人、处罚的人、处理的人很多，但父亲的公平公正、清正廉明也得到了大家的支持和赞扬。
　　父亲还有很多美德，比如谦恭礼让、勤劳朴实、做事硬气、坦荡无私，他的行为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们。我们兄妹六人，有三个入了党，并多次在单位获评优秀党员、先进工作者或先进生产者荣誉称号。
　　父亲离开我们二十三年了，但他兢兢业业工作、清正廉洁为人的好作风在我们家传了下来。我们一定会把父亲留给我们的传家宝传承下去，让我们的后代忠诚于党的事业，做清白的、勤奋的、遵纪守法的老实人，为社会奉献一份力量。
摘自《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——我的红色家风》